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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頭好的律師咨詢:受賄案件收集、審查證據容易忽視的問題
文章來源:包頭律師事務所  發布者:包頭律師  發布時間:2019-8-6 0:00:22   閱讀:6859

來源:刑事法庫


受賄案件是自偵案件中較難辦理的案件,特點是證據單薄,基本為現金交易,絕大多數系言詞證據,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即呈現證據一對一的被動局面。此類案件辦理中容易出現的問題:


1、口供的依賴性突出。一旦突破口供,收集證據的著重點就成為通過多次反復訊問,形成多份認罪筆錄和自述材料來達到固定口供的目的。而忽視口供中一些細節問題的核實和甄別,主要集中在犯罪時間、地點以及犯罪對象等方面。如陳某甲受賄案中,辯護人庭審中突然出示新證據,即收受賄賂地點某飯店根據辯護人從工商部門收集的經營登記信息資料證實2011年8月該飯店才注冊登記,但起訴書指控受賄時間為2010年6月,故辯護人提出犯罪地點不能的觀點。又如某受賄案,辯護人在庭審中提交證據,證明起訴書指控被告人于某年某月收受的世紀聯華超市購物卡事實不成立,因為指控的收受時間該世紀聯華超市尚未建成。再如某受賄案,辯護人針對指控的犯罪時間進行了調查取證,認為起訴書指控的收受財物的時間為“中秋節前一天”與事實不符,經辯護人當庭出示其收集的被告人所在單位證明、機票等證據,證明被告人中秋節之前近一個月均在新加坡考察,系中秋節當天晚上回家,故認為指控事實不能成立。以上問題在收集、審查證據時均容易被忽視,在受賄案件本身證據單薄情況下,如出現上述證據“硬傷”,則會對案件的處理產生不利影響和后果。



2、忽視對受賄款項來源、去向的線索查實。對行賄人提及的資金性質、來源;受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款項去向等問題較少去細挖和收集相關證據。集中體現在訊問筆錄中往往出現受賄人千人一面的供述,如“揮霍了,用于日常開支了”等。從近些年辦理案件看,大多數案件行賄人行賄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上百萬,如此巨額資金均稱用于日常開支是說不過去的,應該會有大額資金消費事實,如購買房產和大件商品或轉存特定關系人賬戶等,上述情況或多或少會有證據線索,如果能及時收集,雖不能直接證明案件事實,但亦有間接證明作用,特別是對于受賄案件尤其重要。如陳某甲受賄一案中,根據犯罪嫌疑人供述有部分受賄款項用于舊村改造建房,偵查人員遂收集了當年舊村改造名冊和相關書證,證明陳某甲確實參與該年度舊村改造,與受賄人供述印證。雖然庭審受賄人翻供,但之前根據其供述收集的書證與其當時的供述內容印證,具有客觀性,容易被法庭采信。


對受賄人訊問前期關于被查扣的受賄財物的辯解要予以重視,以防翻供時應對不力。如陳某乙受賄案中,陳某乙對偵查部門從其辦公室搜查出的230余張高檔煙煙票,開始時辯解是其自己買的,準備用于跑官時給領導送禮,雖然后期其對受賄事實供認不諱,但對該辯解仍然要做好回應的準備。比如審查人員要了解出具上述煙票的商行具體地址、營業人員基本情況及特征,當年煙票價值等,以便受賄人庭審翻供后及時應對。再如,陳某甲受賄案中,訊問前期陳某甲對一筆受賄事實稱自己進行了回贈,當時稱是一條拉舍爾毛毯,辯護人在庭審訊問中兩次暗示陳某甲是毛毯還是床上用品?其實辯護人意圖很明顯,如果是高檔床上用品其價值可能與該筆事實受賄財物價值相當,那么該受賄事實可能會不予認定。


對一些受賄財物的特征涉及的書證以及行、受賄方通話、短信記錄等缺乏作為證據提供的意識和自覺性。如某受賄案,偵查人員已經在犯罪嫌疑人辦公室扣押到煙票等物,而其中一部分有信封包裝袋,載明了行賄人單位等信息,上述情況和行賄人陳述一致,但該信封袋未隨案作為證據移送。此外,對于受賄案件,在行賄時間前后,行、受賄方一般會有聯系,或電話或手機短信,甚至行賄人在受賄人當時當場不知情比如禮品盒中夾帶現金,隨后電話或短信提醒受賄人的情況較多,這時收集相關通話記錄能和行賄人證言印證,亦能成為應對受賄人翻供的有效證據。



3、對受賄犯罪嫌疑人及其特定關系人銀行賬戶查詢不全面,證據證明體系存在隱患和漏洞。如某受賄案,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受賄5萬元用于其女兒出國留學。辯護人在庭審中出示一份新證據,即被告人妻子的銀行卡明細,該明細證實起訴書指控的受賄時間同一天同一時間段,被告人妻子銀行卡支出與犯罪數額一致的款項,以證實沒有犯罪事實。偵查部門認為辯護人當庭出示的該份證據不能印證其證明目的,但公訴案件排除其他可能性是公訴方的責任。


4、對主體身份界定有爭議的案件缺乏充分論證,取證重心有所偏離。如某行賄人為盡快征得某村村民代表對土地征用補償的同意,使該村委會能與街道辦事處順利簽訂協議,以達到完成征地手續并施工的目的,遂向擔任村書記的被告人及村長行賄十余萬元。法院認為被告人在本案中履行的是村干部的職責,不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任何一條,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故不構成犯罪。在該案辦理中,辦案部門想當然認為犯罪主體不存在問題,故證據收集和審查重點為收受財物過程和共謀內容,未體現村委會協助街道從事行政管理性工作方面內容,后經過補證,集中收集了當時在國土資源局和征地事務所要求下,村委會如何協助政府征地和做村代表和村民思想工作等方面的證據,后經法院層層請示至浙江省高法,該案才最終得以宣判。故辦理村委會涉案案件,一定要注意犯罪主體方面的審查,特別是現今很多涉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通過市、街道層層撥付至村集體賬戶,期間存在村委會干部虛報冒領、挪用或者為施工方謀取利益收受財物等,對此均要認真審查款項性質、村委會干部的行為認定是否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等。


關于主體身份認定方面還存在一個難點就是如何收集國家出資企業中國家工作人員身份認定的證據。目前典型的國有法人出資的企業,根據刑事審判參考刊登判例和相關一些理論性文章意見,認為負有管理、監督國有資產職責的組織可以理解為上級或者本級國家出資企業內部的黨委和黨政聯席會。故只要收集體現黨委任命的相關任職文件或者會議記錄和紀要即可。但如果并非國有法人直接出資,而是含有國有資產成分的企業再次入股參股,是否也能參照認定?這種情況是否屬于國有資本參股?有一種意見認為只要企業中含有國有資產成分,均應認定為國有出資企業,上述情況存在爭議,如果在審查時忽視或不能論證清楚,可能會產生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界限問題。


5、收集證據不全面,導致案件證據不足。如實踐中較難認定的以“借貸”為名的受賄案件。這類案件如存在借條等書證,案件認定一般都會出現波折,偵查機關一般多收集行受賄言辭證據,對涉及其他細節證據多不會注意,有些案件即因為上述問題被法院否定事實。故一般這類案件還應當收集(1)雙方主體間真實關系的證據,包括交往是否密切,是否具有與職務因素的依賴或隸屬關系等;(2)借貸關系產生的時間、原因的證據,包括受賄人經濟狀況等,是否用于急需,有無用于急需的證據,如果借貸時間與特定利益目的聯系,借貸原因反常,則可認定。


6、忽視對案件程序性證據的審查。自偵案件一般要求快速辦理,再加之在實踐中,偵查人員與公訴人員溝通不夠、公訴人員多數存在畏難情緒,對程序性證據審查力度和重視程度不夠,致使一些程序有瑕疵甚至有明顯不合規定的證據入卷進入庭審。其實有些證據屬于瑕疵證據,但被辯護人在庭審渲染后,即變成涉嫌非法取證,帶來負面影響。比如,偵查部門通常只會把犯罪嫌疑人認罪的筆錄和提押證裝入案卷,庭審時辯護人一般均會提出上述問題,認為偵查部門未移送對指控不利的證據或者稱移送證據不完整甚至直接稱公訴方隱匿證據。其實在證據材料中完整地反映犯罪嫌疑人從不認罪到部分認罪最后全部認罪的過程才是查辦案件的客觀表現,才符合辦案規律。同時,也利于審查人員及時掌握并核實犯罪嫌疑人的無罪或者罪輕的辯解,這對最終在庭審中應對是有幫助的。另外從證據完備性來看,犯罪嫌疑人長時間沉默或者拒絕回答問題的過程也應形成筆錄,以與提押證對應,以免此類問題成為在庭審中被攻擊的內容。同時,審查人員還要對審訊時間、審訊人員主體資格、證據形式等是否適法,審訊內容是否與同步錄音錄像對應等情況進行認真核實,如在實踐中,有時因粗心會出現訊問筆錄偵查人員一個人簽字,訊問時間未載明起止時間或與提押證時間、同步錄音錄像時間不符,提審內容與錄音錄像不符,書證無來源等,即使上述問題在審查起訴階段被公訴人發現并之后修正,但因案卷材料早被律師復印,這些問題往往會在庭審中被辯護人提出,有些問題雖是瑕疵,可以通過補證來解決,但在案件證據單薄情況下,上述瑕疵會影響整體案件效果,往往成為辯護人或者媒體炒作的內容。近年來,訊問主體資格問題在一些案件中被辯護人著重提出并進而將犯罪嫌疑人供述論證為非法證據,庭審中,辯護人一般會要求公訴人公布參與訊問的偵查人員的身份、法律職稱等信息,或者辯護人已經自行獲得上述資料,從而意欲達到從根本上證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系非法證據不能采納的辯護目的,這些問題亦要同樣作為重點進行審查。


7、主動應對非法證據的意識不強,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前些年,偵查部門對法院調查非法證據工作是有抵觸的,往往在同步錄音錄像的調閱、同監舍人員的取證、入所健康檢查等方面持消極態度,不予配合,有時甚至態度強硬,如某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的章某某受賄案。一審起訴數額7.6萬元。期間,辯護人提出章某某偵查階段審訊時受傷的線索,法庭提出質疑,公訴方拒絕向法庭提供同步錄音錄像,并表示偵查人員不出庭作證。故一審排除章某某審判前供述,僅認定6000元。檢察院抗訴后,二審審理期間,公訴方不得不提供了相應證據,如行賄、受賄方同步錄音錄像,訊問人員的情況說明等,在排除合理懷疑后,二審法院又采信章某某審判前有罪供述,改判受賄數額為7.6萬。從案件結果戲劇化的變化來看,偵查部門如果還延續以往的“偵查中心主義”辦案思路和對案件認知的模式化思維,只會越走越窄。


綜上,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模式下,偵查部門的取證意識和觀念要適應新形勢,取證手段、思路要突破“瓶頸”。同時,非法證據排除的抗辯會是常態,庭審壓力會進一步加劇。因此,庭前審查是否細致、全面,是否準備充分,公訴部門和偵查部門溝通、配合是否有效,是決定庭審階段指控是否有力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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